杨冬拍摄的剧照

耳机里，《十送红军》单曲循环，杨冬的鼻子忽然一酸。

他是电影《四渡》的剧照师。镜头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骑马而来，迎着夕阳抬臂敬礼，身后是娄山关大捷后尚未散尽的硝烟，和刚从恶战中走出来的红军战士。在“残阳如血”的天光里按下快门那一刻，杨冬觉得自己与九十年前的先辈有了一瞬时空重叠。

九十年前的长征，是行军，是打仗，是在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的路上一直往前走。九十年后，杨冬的长征，是在自己热爱的行业里深耕下去。这个曾在街道民政口干过四五年的青年，二十九岁裸辞，从写影评、拍短片到驻组宣传，靠着热爱与努力，一步步推开影视行业的大门。他说，人生永远在路上。

爬进深山拍“红军”

黄泥咬鞋，是杨冬对贵州深山环境最直接的记忆。

山雨来得毫无征兆，刚下过雨，山里的黄泥路就变成沼泽，每踩一步，黏软的泥土便紧咬鞋底。收工时，他每只鞋上挂了三斤多重的烂泥。后来他干脆穿雨鞋出工，可雨鞋行动不便，还特别闷。

作为历史战争电影《四渡》的剧照师，杨冬在剧组中被分在B组，A组主要拍文戏，B组拍的多是大战争场面，于是，“挨打”成了杨冬的日常。

“拍大战役，剧组都是专门找山头，在山坡置景，先炸一圈，把战场氛围造出来。”战斗戏下到战壕，开枪、搏斗，摄影师要扛着机器跟演员跑，画面里还有爆炸，泥土掀起，中弹后血包喷溅到演员和摄影师身上，大家戴防护眼镜、穿防护服，专注于画面。

直到现在，杨冬的相机镜头圈旁还有“一滴血”没擦干净。

而杨冬在片场究竟有多狼狈，他的多年好友王乾看得最清楚。

“95后”王乾是《四渡》剧组DIT(数字影像技师）团队中的一名 Q take（现场视频辅助回放系统）操作员。王乾说，杨冬早上出去时脸是干净的，到中午再见面，已是灰头土脸，而王乾的工位多数时间在监视器帐篷，所以要“体面”得多。

不过，王乾的“体面”也只是相对杨冬而言，对整个《四渡》剧组来说，考验首先来自艰苦的拍摄环境。

拍摄场景多是深山老林，很多地方还是未开发区域，没有道路，也没有生活设施，全靠制片组开发、人力采买搭建。有时一场大戏，一伙人十天半个月都要待在山里。杨冬每天的开工日常就是早晨六七点车到山脚，先背摄影包爬半个钟头山。看着其他工作人员也搬着器材往上爬，杨冬觉得这工作在体感上真有点像“长征”，大家同甘共苦。

王乾的体感也差不多，技术岗靠设备，两套设备集成处理，非常重，每套放在大铝制推车上，每车三四十公斤，山路泥路得半抬着走。设备怕水又怕漏电，网上定制防水罩，还得自己做地线，拿铜丝贴在盘电部分，另一头做成一根针扎进泥土，但即便这样操作，依然有漏电风险。

“电脑键盘和外壳有金属，掉漆处或苹果电脑的金属表面，手一碰就可能被电，不能两个人同时摸车，否则总有一人被电到。”王乾说。

2025年2月刚进组那晚，杨冬过得十分酣畅。

那天，王乾在晚上九、十点收工才回到酒店，见到杨冬，俩人一年没见，算老友重逢，又同在一个剧组，异常兴奋。当时在都匀影视城驻地，旁边炒菜馆有外送，当晚两人就在酒店吃上了回锅肉、土豆丝、爆炒腰花，杨冬还拿出了从老家带来的青岛啤酒，顺便叙旧。

王乾回忆，贵州有很多没见过的野菜，在火锅店，一整面冰箱里塞的全是野菜，免费吃。

王乾联想到，《四渡》影片里也展现过一个情节，小红军去山下偷吃的分给大家，结果被赵德发训斥了，说这样会暴露行踪。“军事上打仗，不能生火做饭，只能在山里挖野菜吃。”王乾感慨，一种食物，吃的却是两种滋味。“我们吃火锅涮野菜觉得是一种享受，但在那个时候，吃野菜却是挣扎求生，是一种磨难和考验。”

杨冬的帽子上被喷溅上“血点”（左），相机上满是泥土（右）

剧组里的隐形人

王乾从野菜里品出了历史况味，杨冬在片场直接撞见的，是演员身上忽然闪现的历史光影。

第一次看到刘烨扮上毛主席，杨冬起初觉得并不那么像，“我觉得烨哥脸有点长”，他笑着说，直到有一场戏，刘烨点了一支烟，那个瞬间突然对了：刘烨的眉头微微蹙起，烟架在指间，一缕烟在脸的侧面飘起来。那是两个镜头之间的间隙，刘烨正寻找表演状态，让自己代入角色。“突然之间，好像主席站在我面前一样”，杨冬立马用镜头把这一刻捕捉下来。

主演于适也一样，当他在泥坑里奔跑、攀爬，战斗时冲锋、射击，杨冬时常觉得，眼前看到的，就是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

杨冬说，观众在银幕上看到的电影，是经过完整包装的成品，剪辑、后期特效与音乐共同作用，尽可能将人带入情境。然而在现场，拍摄的大部分时候更像一座运转中的加工厂，各部门各司其职，人很难真正沉入戏中。但《四渡》是例外。它的服化道与置景皆见功夫，演员的表演也能够深深感染在场的每一个人，拍《四渡》时，演员在镜头前落泪，杨冬在镜头外也跟着哭。

从入这行干到现在大概七年，杨冬参与过大大小小三十多个项目，但《四渡》算是他第一部独立做剧照师岗位的大院线电影，也是第一部重大历史革命题材。兴奋与紧张并存，压力也随之而来。“担心拍不好怎么办，这种焦虑几乎每天都有。”杨冬说。

但压力未必全是坏事，它逼着杨冬千方百计去捕捉想要的画面。

大的战争场面一旦开机，便是冲锋、爆炸、射击与中弹同时推进，炸点起爆的瞬间，土块与弹片横飞，现场调度错综复杂。这样的场面，拍摄机会基本只有一次。杨冬能站的位置也极其有限。

比如一次拍摄中，现场已摆了五台摄影机，他找不到任何“立足之地”去捕捉核心画面：打了灯的地方不能站，站过去便有影子，挡了光；道具师配合演员调度的区域，同样不能涉足。“剧照师想成为剧组的隐形人，就意味着不穿帮，你要躲到机器之外，拍到想要的画面，机会只有一到两次。拍到就是拍到，没拍到就是没有。”

经验与预判在这种时刻尤为重要。看到当天通告，杨冬便清楚哪几个画面重要；到了现场，走戏和排练时，他必须留意摄影机从起幅到落幅的运动方式，以及演员的走动轨迹。于适有一个雨中冲锋的画面，极难拍摄。

雨是第一重干扰，行动与视线皆受影响；机器须做防雨处理，操作空间又因此受限。现场摄影师在奔跑，数名同事在一旁协助，确保拍摄不出现意外、不跌倒，但杨冬不行，他只有一个人，既要保证画面，又要兼顾安全，不能穿帮，还不能影响现场摄影机的运动。

好在通过走戏，他已经看到于适会怎么跑、速度多少、大概在哪个位置停下，于是，他的任务便是站到画面之外，等于适停下的那一刻，将演员的状态精准捕捉。杨冬说，若拍到了自己想要的画面，他一整天都会非常开心，很有成就感。

剧中的刘烨（左）和于适（右） 拍摄/杨冬

在山里等一场“残阳如血”

雨中奔跑的抓拍，是争分夺秒的瞬间，而“残阳如血”的那张得意之作，则来自山中一场漫长的等待。

那张剧照，定格在贵州三月的一个黄昏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骑马走来，迎着夕阳抬起手臂敬礼，身后是娄山关大捷之后尚未散尽的硝烟，还有刚从一场恶战中走出来的红军战士。

杨冬对这场戏印象极深，他说《忆秦娥·娄山关》里最后那句“残阳如血”，要的就是打完胜仗之后那种苍凉又悲壮的暮色，而这份意境，恰好要落在这样一个镜头里。

可贵州山里的天气，阴、雨、雾说变就变，为了拍到词里那句天光，全剧组人在贵州的大山里等了好多天。

终于有一天，天气和预报一样，山里放晴，太阳落山时，云缝里倾泻下光线。为了让自己更沉浸，杨冬特意一只耳朵塞着耳机，单曲循环《十送红军》，调子一起，他便觉得鼻子发酸，眼睛瞬间红了。

环视拍摄现场，杨冬心里的悲壮慢慢涌起。战场上硝烟尚未散去，到处冒着黑烟，味道浓烈。草地上铺着裹尸布，戏里牺牲的红军战士静静地躺在草地上，也有伤员正凑在一起包扎伤口，远处，还有人在吹口琴。“大家的动作都是提前设计好的，随机而自然，当你身处在那个环境里，觉得一切都很合理。”杨冬说。

当时风特别大，红军们手中的旗有几面是破损的，在山坡上被吹得噼啪作响，混着口琴声、马蹄声和远处隐约的人声。这幅诗意的画面，让杨冬生出一股强烈的创作欲望，他忍不住拍了很多红军战士演员们的群像。他感觉自己好像跟历史上的这些先辈们有了某种时空重叠，“有那么一刻，我和他们相遇了。”

那场戏里还有一个镜头，让杨冬至今难忘。毛泽东一行人骑马而来，马蹄踏在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红军战士们齐刷刷抬起手臂敬礼，毛泽东在马上向他们回礼。就在那一刻，镜头之外，许多饰演红军战士的群众演员也下意识地跟着敬礼，他们中不少人还是当地的大学生，穿着灰布军装，脸上抹着硝烟与泥污，站在那里，像是被某种力量攫住了。

杨冬站在一旁，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孔，忽然觉得眼前的一切与某种更远的东西叠在了一起：当年的红军战士在战斗、在牺牲，今天的青年们在读书，在校园散步，在享受他们这个年纪本该拥有的一切。“如果没有长征，没有那些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相信新中国一定会建立的红军战士们，那就不会有今天这些还在读书、在享受自己生活的孩子。”杨冬说。

如今，杨冬借拍摄机会，走到他们战斗过、宿营过的地方，杨冬有时会停下脚步想，现在自己脚下的那块砖，或许当年的某个红军战士也驻足过。

杨冬一直偏爱红色题材。他常想：“我们现在知道1949年新中国成立，可当年的红军为什么能有这么坚定的信念和信仰支撑？”看四渡赤水资料时，他记得主席要留一支部队在河对岸佯攻，被留下来的所有人没有迟疑，没有犹豫，他觉得，那就是信仰的力量。

红军战士集体敬军礼 拍摄/杨冬

另一场“长征”

每一部戏杀青的时候，杨冬心里都会涌上一种未尽感。“在特定的时间、限定的时空里，大家聚在一起做一场梦，梦到杀青那一刻就醒了。”对他来说，《四渡》的杀青更像是对一个场域、一个历史空间的告别。那种震撼没有随着关机而消散，反而在拍摄结束之后很久，仍在心底震荡。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在片场扛着相机跟演员一起“挨炸”的剧照师，几年前还坐在街道办的窗口后面，处理着家长里短。杨冬大学毕业那年原本准备考教师资格，偏偏另一个编制机会冒了出来：基层事业编，街道民政口。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考，没想到考上了。这一干就是四五年。街坊邻居都说这工作好，稳定、体面，父母脸上也有光。

民政口的事说起来琐碎，帮扶、社会救助、社会保障，谁家闹了矛盾，谁家的猫狗丢了，他们都得处理。可杨冬心里一直藏着个写作梦。在基层那几年，他自己看报纸、写文章，社区里的好人好事，社会帮扶的暖新闻，写完了就投稿。写着写着，党群口的同事和领导注意到了，觉得这小伙行，有一段时间把他调到了宣传口。那会儿他还在一个网站上写影评，渐渐有了点小名气，陆陆续续有人约稿。

这样的日子过了五年，街道的工作确实挺好，只是他总觉得，一眼就能看到自己六十岁的样子。趁还年轻，他想为自己喜欢的事做点什么。

二十九岁那年，他裸辞了。父母不理解儿子的决定，但也尊重了他的想法。他曾进过创业公司，也做电影相关的自媒体，拍影视解说视频、做播客。这期间，杨冬也迷茫过，也对自己的选择产生过怀疑，但他一直坚信一件事：当你真心喜欢一件事，真的为此付出所有能付出的全部，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转折始于一次电影节。杨冬跟着做自媒体的哥哥去看那些小短片，灯光暗下又亮起，他忽然说，我觉得我们也能拍。俩人一拍即合，回青岛就开始聊故事，聊大致框架。杨冬执笔，小半年后剧本定稿。当时，杨冬身边正好有几个广告影视公司的朋友，大家帮衬着，最后真捣鼓出一个短片。第一次开会散后，哥哥跟杨冬说，你来当导演。他说行。

第一天坐在导演椅上，杨冬完全是蒙的，用他的话说，当时，他只是一个会喊“cut”的人。可从第二天开始，他慢慢觉出味来，开始“扮演”一个导演。拍到第四天杀青，他在酒桌上说，“我以前只觉得喜欢看电影，但这四天下来，虽然没看出自己有什么导演才华，可我没拍过瘾，我喜欢在片场拍电影的感觉。”

那之后，杨冬发了条朋友圈说，“我想去真正的剧组体验一下，大家如果有机会让我进组，我可以不要钱。”

机会很快就来了，有影视圈的朋友让杨冬去做驻组宣传。宣传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记录，在现场，演员之间说了什么，哪场是重场戏，谁哭了谁笑了，有没有NG，这些场内场外的信息先要记录下来，再想这些素材以后要怎么用。

杨冬没想过以后还有机会在影视圈工作，所以把那部戏当作自己的最后一部戏，特别珍惜。可偏偏做得不错，剧组的人都挺认可。后面，大家陆陆续续有项目都会推荐他。那次经历算是帮他推开了影视行业的大门。后来他发现宣传跟侧拍、剧照离得比较近，自己本来就喜欢拿相机拍东西，就慢慢开始做侧拍和剧照工作。

如今，杨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剧组里，最多的时候一整年在家的时间不超过一个月，“等于把自己整个人都交给了剧组”。从辞职到拍短片再到进剧组，在一些关键时间节点，杨冬总能得到身边人、朋友的帮助。他曾跟朋友分享，说自己挺幸运，朋友却说，那是因为你的每一步路，都不是白走的。

“我现在所取得的一切，跟过去做过的所有事情有关系，”杨冬说，“这或许算是我自己的长征。人生永远都是在路上，今天，你能站在山顶看到风景，是因为在此之前，你已经坚持爬上了这座山。”

记者：王婧懿

编辑：宋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