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胡一笙

2026年，影视圈哀鸿遍野，资本退潮。

就在此时，昔日的中国影视娱乐第一股华谊兄弟，迎来了历史性的控制权交棒。

王忠军、王忠磊兄弟黯然退场。

而准备斥资8.36亿元接盘的，是黎瑞刚掌舵的华人文化。

往前翻翻新闻，他上一次的动作同样生猛：吞并邵氏，入主TVB。并且在采访中公然批评这个霸权香港几十年的传媒大鳄——

黎瑞刚在采访中表示，对TVB的表现“非常不满意”，形容过去十年是TVB的“迷失十年”，批评TVB节目老化、制作技术落后、内部山头林立等。

黎瑞刚是谁？实力如此雄厚，口气如此强硬？

你可能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你的文娱生活里，处处都有他的影子。

看剧，他是《琅琊榜》《山海情》背后“国剧门面”正午阳光的资本推手；

看电影，他联手好莱坞成立东方梦工厂，投资IMAX中国，连你常去的UME影城也是他麾下资产；

看综艺，《中国好声音》《这！就是街舞》等，皆出自他旗下的灿星制作；

听脱口秀，他是笑果文化的核心领投人；

追星，他投资了王一博所在的乐华娱乐，押注了SNH48的丝芭传媒；

听歌，五月天、张学友的巡回演唱会，背后的终极操盘手是他旗下的华人文化演艺；

看体育，他曾掷出80亿天价砸下中超版权，更入股了曼城俱乐部背后的城市足球集团。

甚至你日常刷的B站、快手、一条、财新，他都是最早期投资人。

从内容到平台，从综艺到剧集，从内地到香港。黎瑞刚在文娱版图上不断落子，悄然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泛娱乐帝国。

很多读者都对这个名字感到好奇，也有不少人想读他的故事，因此，我们去梳理了他的经历。

事实上，“强人”并不是凭空出现的，黎瑞刚在成为一名出手阔绰的资本大佬之前，他首先是一个电视人。

他曾是中国最年轻的广电掌门人，33岁便开始执掌上海文广；他也曾短暂踏入仕途，出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厅主任；最终，他又华丽转身，创立华人文化。

可以说，黎瑞刚的血液里，一直流淌着“上海文广”的基因，那是他的来时路。

我们之前已经写过湖南卫视出身的超级强人魏文彬，当时这个系列的文章获得了大量读者的高度赞赏：

今天，我们就来追溯上海文广的超级强人黎瑞刚。

而要追溯他的故事，就得先回到上海。

这段跨越数十年的传媒往事，我们将分上下两篇来拆解。

上篇，先看上海台。下篇，再看黎瑞刚。

借来的高处

21世纪初，33岁的黎瑞刚接手上海文广。彼时的上海文广，家大业大，资产百亿。

但这笔丰厚的家底，并非来自体制内的财政输血。它的背后，是几代上海电视人长达数十年的市场化拓荒。

回望上海文广的突围史，它的成功秘诀在于，政治上给空间，经济上要效益。

要把故事讲透，得先回到它一穷二白的起点。

上海电视的故事，是从一栋百货大楼的楼顶开始的。

1958年，在“大跃进”赶超西方以及海峡对岸筹建电视台的双重推力下，上海市委拍板筹备上海电视台。

这是继北京之后，全中国第二家电视台。台址选在了南京东路的新永安大楼。

新永安大楼是由香港永安百货 于1930年购入老天蟾舞台旧址后新建的美国现代摩天楼风格 的建筑。永安百货在楼内持续营业至1956年，上海市第一医药公司 在大楼内成立，后改成华侨商店。1958年4月，刚刚获批的上海电视台筹建组选址新永安大楼高层，并在顶部安装电视发射天 线。 上海电视台将新永安5楼小剧场改建成两个演播厅。大演播厅180平方米，小演播厅60平方米，导演控制室和音响控制室各1个。6楼改建成电视中心机房和电影机房。

当时没有现成的电视塔，也没有建塔的经费。何允、何正生等第一代电视人，索性爬上大楼顶部，拔下原有的旗杆，换上了电视天线桅杆。

天线离地约108米。对于当时的上海，这已经是一处足够珍贵的制高点。

这两位亲自搭建电视天线的人，也都是大名鼎鼎的厉害人物。

何允是广电先驱，曾任上海广播事业局副局长、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总工程师。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他参与并主导了中国广电史上的多项第一。

何允成功试制了国内自行设计的20千瓦广播发射机，研发了全国首创的上海有线电视光纤传输网络，领衔设计了中国第一代电视发射塔以及上海地标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的广电技术部分。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他作为中方技术骨干，圆满完成了向全球转播的历史性任务。除了广电事业，何允还是一位资深的天文学者。他晚年向上海市天文学会捐赠了多台珍贵的天文望远镜。2016年9月，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中心批准，将编号为2006 HY20的小行星永久命名为何允星。

在何允爬到楼顶插上这架珍贵的电视信号天线的时候，上海台这群年轻人，大多数连电视机长什么样都没见过。他们靠生啃英文和日文期刊，用东拼西凑买来的零件，造出了发射机、天线和电视同步信号发生器。

同年10月1日晚18点30分，正值国庆，伴随着《社会主义好》的旋律，屏幕上亮起手绘台标：外滩夜色中，矗立着一座想象中的电视塔。半小时后，播音员杨慧茵出镜，宣告上海电视台正式开播。

那一晚，微弱的信号越过夜空，落进了当时全上海仅有的约一百台苏联进口黑白电视机里。约一万名市民挤在屏幕前，共同见证了这座城市拥有自己电视画面的历史时刻。

首播新闻是《1958年上海人民庆祝国庆大会和游行》，随后，周小燕的女高音、解放军战士的山东快书相继登台，最后以故事片《钢人铁马》压轴。当晚的荧屏，洋溢着那个火红年代特有的气息。

上海电视台的第一条电视新闻《1958年上海市人民庆祝国庆大会》。

1958年节目单，相继登台的有周小燕的女高音独唱《盘盘葵花向太阳》《小扁担两头弯》，蔡绍序的男高音独唱《毛泽东颂歌》《总路线》，女声小组唱《人民公社就是好》，解放军战士的山东快书《张学礼的星期天》，以及少儿合唱《歌唱国庆》等。

开播当晚全体工作人员合影。

对于当时的电视人而言，摄影、剪辑、播出、传输，每个环节都在盲人摸象，每个问题都得自己想办法。这种边做边学的状态，一直延续到了彩色电视时代。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交往的大门重新打开。一段外交轶事，阴差阳错地成了上海电视技术跃升的契机。

当时，毛主席给美国代表团每人赠送5斤茅台酒心巧克力。周总理和尼克松在上海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后，主席心情大好，指示每人再加赠5斤大白兔奶糖。

几百名随行人员带这么多礼物，飞机超重了。取舍之下，美国人带走了糖果，把几盒沉甸甸的铁壳胶片留在了宾馆。

上海电视台记者伍亚东奉命前往回收。

揭开盒子前，他捏了把汗，生怕里面装的是定时炸弹。结果盖子一掀，里面竟是国内极度稀缺的伊士曼（Eastman Kodak）彩色电影胶片。

实物长这样。

Eastmancolor（伊士曼彩色）是电影史上推动彩色电影普及的关键技术之一，诞生于1950年前后。由美国柯达公司（Eastman Kodak）推出，是早期成功商业化的单片式彩色电影胶片技术之一。它的诞生，大幅降低彩色电影的制作门槛。与传统的三片式 Technicolor（特艺彩色）工艺相比，Eastmancolor 不再需要笨重的专用摄影机和复杂的分色拍摄流程，成本更低，也更适合外景拍摄。但是早期Eastmancolor胶片染料稳定性不足，长期保存时容易褪色，尤其可能出现青色、黄色逐渐流失，画面整体偏红或偏洋红的现象。就如图中所示。因此，今天许多老电影的修复工作都需要面对色彩还原的问题。

台里如获至宝，却苦于毫无彩色洗印经验。

于是，他们专门请来“王开”和“冠龙”两家老字号照相馆的洗印师傅会诊，历经半个多月的反复试验，胶片终于洗印成功。

1974年，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视片《轻工业园地百花盛开》就此诞生。尽管在当时，整个上海只有69台彩色电视机。

画面中，娴熟的蒙太奇手法展示着工业生产线上的诸多瞬间，有美丽的姑娘，有工人检验上海牌手表的特写，公园的繁花与印染厂绚丽的花布交相辉映。

编辑周济撰写的解说词写道：“桃杏枝头，繁花似锦；浦江两岸，春光漫漫。上海的轻工业园地也像春天一样，万紫千红，百花争艳。”

那个年代琳琅满目的上海制造，被这批意外得来的彩色胶片生动定格。

这部彩色电视片充满了生机与生活美感。

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没有先例，自己便成为先例。

如果故事只到这里，上海电视台不过是时代洪流中又一个艰苦奋斗的国营样本。

真正让上海电视脱颖而出、拉开与全国同行身位的，是他们极度敏锐的商业嗅觉。

这家电视台，比全中国任何一家同行都更早地想明白了一件事——

电视，是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的。

让电视学会经营

上世纪70年代末，上海电视台全年经费仅190万。因为发不起2毛7分钱的加班费，员工只能卡点下班。

荧屏上一度无米下锅，《地道战》《地雷战》半个月轮播一回，观众写信痛骂：“你们干脆关门算了！“

为了打破捧着金饭碗讨饭吃的窘境，上海电视人决定干一件大事。

1979年1月28日，大年初一。上海电视台的屏幕上，出现了新中国电视史上从未有过的东西：商业广告。

产品是“参桂养荣酒”，时长一分三十秒，收费240元。

遗憾的是，直到现在，就连上海电视台自己也无法找到当年这则广告的影像资料，只能根据各种资料还原出当年的分镜头。

2021年的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之《鸭先知》中，徐峥幽默演绎了当年的广告画面：

在今天看来，这不过是寻常的九十秒。但在1979年，这相当于在意识形态的厚重冰面上，凿开了第一个洞。

彼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一个月，全国绝大多数人还没有从“做生意是可耻的”观念里走出来。没有任何文件说电视台可以播广告，但上海人的逻辑是：

同样也没有任何文件说不可以。

就在这条广告播出前两周，上海《文汇报》刊出了一篇题为《为广告正名》的文章，引经据典地说明广告并不天然等于资本主义生意经。古代酒铺的“太白遗风”招牌、《水浒传》景阳冈的“三碗不过冈”酒旗，都是广告发挥积极作用的历史佐证。

这则参桂养荣酒的广告，造成了轰动效果，在当时，很多上海市民是把它当做“新闻”来看的，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是一条广告。

而一个多月后，上海台迈出了胆子更大的一步：播出瑞士雷达表广告。

60秒，英文原声，中文字幕。这是新中国第一条外商广告。

雷达表当时甚至还没进入中国市场，但短短几天内，数百名市民涌入钟表店寻购。

外国资本、外国商品、外国生活方式，通过一块手表的影像，撞开了国人封闭已久的视野。

这条英文原声广告引发轩然大波，有人给电视台扣上了卖国的大帽子。电视台广告部主任天天拿着牙刷和内裤去上班，非常担心有一天会被抓进去。

关键时刻，《人民日报》等媒体相继发文，为广告经营正名撑腰。有了党报的定调，没人再拿资本主义来大做文章。

也是在这一年的5月1日，上海电视台正式启用邓小平同志题写的台名。此前，邓小平极少为新闻媒体题字。

这次破例，重若千钧。

美联社、路透社等海外媒体纷纷跟进报道，在国际社会眼中，这是中国走向开放的信号。

口子一开，上海人迅速把这套玩法升级。

1981年，一家日本企业有意在上海电视台投放广告，但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必须捆绑播出一部日本电视剧。

谁也没有想到，这部作为广告赠品被引进的剧集，正是后来轰动一时的《姿三四郎》。

在那个电视机尚未普及的年代，这部日剧的播出可谓是石破天惊。

一到播出时间，孩子们便搬着小板凳去邻居家蹭看，街巷为之一空，连公安局都忍不住感叹：播出期间的社会犯罪率显著下降。

这部剧的爆火，让上海电视人琢磨出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不一定非要先花巨资买版权，只需让出部分广告时段给外商，就能免费引进海外大剧；剩下的广告位还能卖给国内企业。

比如在《姿三四郎》播出期间，台里插播了国产品牌“蜂花牌”洗发精的广告。

当时，蜂花正遭遇产品积压、资金链断裂的生死危机，几乎濒临破产。然而，搭上这部爆款剧的顺风车后，洗发精瞬间被抢购一空，企业直接起死回生。

《姿三四郎》译制组，前排左二至右：张欢，毕克，晨光。

这种“剧集+广告”联姻的模式迅速风靡全国。

武汉电视台在转播《姿三四郎》时，因收视过于火爆，甚至一口气插播了近20分钟的赞助广告。

顺应这股热潮，上海电视台顺理成章地成立了译制组，随后《血疑》《命运》《东京爱情故事》等经典日剧接踵而至，霸屏了一代人的青春。

RH阴性AB型这种少见的血型被广大中国观众所熟知，完全是因为《血疑》的热播。

赤名莉香的微笑成为了一代人的白月光。

到了1984年，正值“一国两制”构想逐步落实。

上海电视台副台长时敏访问香港TVB，双方相谈甚欢。TVB主动推荐了经典剧集《上海滩》，并以极优惠的价格向上海提供首播权。

然而，消息在香港媒体见报后，很快传到了国家广电部。一封加急电报让事情急转直下。

由于《上海滩》中有诸多暴力场景，更重要的是有枪战。这在当时是有风险的。

因为1983年，国家正式发动第一次全国性“严打”，要求对杀人、抢劫、强奸、盗窃以及团伙犯罪等问题集中整治。

而《上海滩》中存在大量暴力镜头、街头打斗、酷炫的枪战，是不是会引起不法分子的效仿？带坏青少年价值观？这都是当年非常敏感的问题。

很快，广电部明确指出《上海滩》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要求立即停播！

而上海台档期已排，广告已卖，进退维谷。

时任台长龚学平直接起草回电：“你们提出的意见我们会考虑，有什么不好的镜头或情节我们会删掉。但是，我们看了这部剧，认为没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如果不播的话，反倒有政治问题，会引起香港演艺界对我们的误解，请求同意播出。”

广电部态度松动：“如果你们一定要播，请上海市委决定，我们不管了。”

龚学平一路请示到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和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胡立教大手一挥：“我完全相信你！你把关。如果没有政治问题，我就不看了。”

宣传部门的开明放权，保住了《上海滩》。

许文强的白围巾和冯程程的麻花辫席卷上海滩，“浪奔浪流”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典金曲，对内容审核更严的中央电视台也复播了此剧。贴片广告让电视台赚得盆满钵满。

1987年，上海电视台的广告收入，第一次超过了政府的财政拨款。

这意味着，它完成了断奶。

在全国同行还在为经费打报告的年代，上海电视台已经钱包鼓鼓，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

尝到甜头后，上海台把这套“借鸡生蛋”的生意经，推向了更精巧的跨国合作形态。

1988年，上海台联手北京、广东、福建三家省级电视台，与美国洛利玛（Lorimar）影视公司坐到了谈判桌前。

彼时，国际巨头极度渴望叩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而洛利玛手握海量优质美剧版权和强大的国际招商网络。双方一拍即合。

洛利玛将影视剧免费提供给中方播出，代价是每集需留出8分钟的贴片广告时间；洛利玛再将这些时段打包卖给国际品牌，不仅向上海台支付广告费，自己也赚取了丰厚差价。

《成长的烦恼》《神探亨特》《鹰冠庄园》《荆棘鸟》《两代夫人》等美剧相继登场，开启了一代中国观众的美剧启蒙，部分剧集甚至做到了几乎与美国同步播出。

译制导演黄其曾自豪地回忆：“对方提出，所有影视剧必须由上海方面进行翻译，上海播过后才能放到其他几个电视台播放。”

于是，上海电视台译制部迎来了最辉煌的十年。

在那个时代，“上海译制”几乎就是中文译制片最高水平的代名词，塑造了一代中国观众对外国电影的记忆。我们小时候听到的译制片腔，大部分都是从上海流行起来的。

经典电影《佐罗》。

只不过，中国译制片到了九十年代就逐渐落幕了。

观众越来越习惯观看原声电影，对原版演员的声音、语气和表演细节更加重视。再加上影片发行节奏加快，精细打磨每一部译制片的时间和成本压力增大。

从七十年代末乘势崛起，到八十年代中悄然沉寂，“上海译制”就这样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留下了流光溢彩的十年。

上译厂的黄金一代。后排左起：杨晓、杨成纯、曹雷、胡庆汉、严崇德、翁振新、毕克、杨文元；中排左起：程晓桦、周瀚、苏秀、王建新、丁建华、尚华、施融、陆英华、富润生；前排左起：孙渝烽、刘广宁、伍经纬、赵慎之、于鼎、乔榛、童自荣。图源水印。

1987年，孙道临和曹雷在上译厂录 《战争与和平》旁白。

以广告补偿设立电视栏目的模式，很快在上海台遍地开花。

1988年由瑞士雀巢公司提供片源和广告的《雀巢金曲》、1989年由英国利华公司赞助的《力士国际影院》、美国菲里普莫利斯公司赞助的《万宝路体育世界》，以及1993年的《中美史克国际影院》相继诞生。

《成长的烦恼》幕后一家。

上海电视台译制部配音工作日常。

内容井喷，四台鼎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电视荧屏迎来了创作的井喷期。几乎每年，都有一部现象级大剧轰动全国，“飞天奖”“金鹰奖”拿到手软。

《十六岁的花季》《家·春·秋》《杨乃武与小白菜》《上海一家人》《济公》《上海的早晨》……这些经典，都是观众心中的“上海出品”。

《封神榜》拍摄现场。

《济公》拍摄现场。

《最后的火焰》拍摄现场。

1994年，一部叫《孽债》的剧本在云南电视台被毙了。

理由不难猜：这部剧讲的是五个西双版纳的知青子女到上海寻找生身父母的故事，影射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岁月。

“知青岁月”与“非婚生子女”，敏感的历史痛点，它一次踩了两个。据说云南台一位支持该剧的副台长，还因此降了级。

剧本转投上海。上视文学部的黄海芹看完，当即拍下一万元现金拿走剧本，后来又付了三万，破了全台稿酬纪录。时任台长盛重庆看完剧本，眼泪直掉。局长叶志康听完汇报，当场签字放行。

一个在云南能让副台长丢乌纱帽的本子，在上海，从买断到放行，几乎没有犹豫。

1995年初《孽债》沪语版首播，收视率达42%。全上海每十户有电视机的人家，就有四户在看它。

晚上八点，弄堂安静下来，片头曲一响，孩子们跟着唱：“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上海那么大，有没有我的家……”无数家庭在电视机前潸然泪下。

但是，这注定是一部有争议的电视剧。艺术创作是一回事，但是艺术之外的历史又是另一回事。

“没过多久，我的电话就被打爆了。”黄海芹回忆。老百姓们对这部电视剧的评价呈两极分化，有人觉得感动，有人则觉得不可接受。巨大压力下，《孽债》一度被禁止参评“飞天奖”。

直到叶志康传达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讲话：“电视剧要拍贴近百姓生活、喜闻乐见的作品，如北京的《渴望》、上海的《孽债》。”她才松了一口气。最终，《孽债》斩获“飞天奖”和“五个一工程奖”。

朱镕基和上海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及小荧星艺术团。

新闻领域同样在破题。

1986年，《英语新闻》开播，这是中国大陆电视史上第一档英语新闻节目。

据称，动议来自时任上海市长江同志，上海要开放，要让外国人来投资，总得让他们打开电视机，能看懂这座城市每天在发生什么。这位以能讲外语著称的市长对节目十分上心，开播时还亲自用英语致辞。

到了90年代，市场经济放开，新闻开始贴地飞行，《小菜场》每天像播报股市一样，播报鸡毛菜、冬瓜、肉蛋的价格，官媒表扬它监督了菜篮子工程。

同样敢把镜头对准时代的，还有纪录片。

1993年开播的《纪录片编辑室》，触及到了中国各个角落的民生痛点和社会议题：

《毛毛告状》拍的是民工潮里与残疾青年未婚生女的打工妹；《大动迁》拍的是南北高架下十万市民动迁的阵痛及各方的尖锐矛盾；《下岗以后》拍的是灯芯绒厂下岗女工的再就业挣扎……

著名记者朱黔生拍摄社会新闻中。

综艺与造星这门生意，上海同样起了个大早。

1984年，《大世界》与《大舞台》开播，时装走秀、迪斯科韵律操轮番上阵。

紧接着，上海台用广告赞助的形式，开创了国内竞赛性节目的先河。

1985年，上海电视台与日本向阳社株式会社共同策划，由日本卡西欧株式会社赞助的“卡西欧杯家庭演唱大奖”横空出世。

当年这档节目，有成熟的布景和灯光，有主持人，甚至还有现场乐队。下面坐着观众，还请来了评委。

要知道，那可是1985年，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家里还没有电视机，而上海已经在制作这样的综艺节目了。

镜头里的观众们衣着光鲜，举止优雅，台上的乐手弹着当时最时髦的电子琴。

他们请来一个个家庭，看起来都是富裕人家，孩子会乐器，父母懂才艺，他们甚至还注重化妆与穿搭。这一切都显得那么幸福温馨，但又有些遥不可及。

1986年2月8日，正值春节除夕夜，“卡西欧杯”家庭大奖赛决赛播出，上海万人空巷。那次节目收视率是可怕的94%。

13岁的巫慧敏全家齐上阵，爸爸敲碗，姐姐弹吉他，一曲《卖汤圆》拿走冠军。

巫慧敏一家在“卡西欧杯”上的经典画面。普通家庭一夜之间家喻户晓。

这场比赛至1993年止共举办了9届，播出148场次。

不仅节目办得有声有色，更让卡西欧电子琴在中国声名鹊起。播出期间，上海各大商场的卡西欧电子琴被销售一空。

可见，当时的上海台是多么超前，因为这档节目几乎就是二十年后全民选秀的史前形态——素人、家庭、才艺、冠名商，四个要素一个不缺。

同年，电视台把原本需要台里贴钱的少儿培训班，升级为小荧星艺术团，开启了新的赚钱模式：

幕后，团里孵化好苗子，靠《歌声与微笑》《济公歌》这样的作品赚取版权与培训收入；

台前，电视提供强势曝光，零成本获取节目源。

6岁的小曹蕾一曲《小邋遢》一鸣惊人，而这条早期练习生流水线上，日后还走出胡歌、陆毅、马伊琍、冯绍峰、孙俪、黄圣依……

小曹蕾演唱《小邋遢》。

甚至连后来央视的王牌节目，其最初的试验田也在上海。

1989年3月，上海电视台与泰国正大综艺公司合作，推出《荧屏纵横》栏目。

协议规定：每周2小时节目由正大提供片源和译制费，正大插播不超过6分钟广告，每次播出支付上海台广告费3500美元。一年下来，上海台净赚18.2万美元。

然而，这种纯市场化的合作很快引来了更高维度的竞争。

一年后，中央电视台看中了这个模式，同意将栏目更名为《正大综艺》，并给出了比上海台更优惠的广告收费标准。

泰国正大公司随即转投央视怀抱，缔造了中国电视史上的一段传奇。

1994年，上海台的袁鸣，中央台的程前，二人一起主持《正大综艺》。

东方台诞生了

内容在井喷，格局也在裂变。

1992年，借着邓小平南方谈话与浦东开发开放的东风，上海市广电局在浦东新区注册成立全新的东方电视台，与老牌上视同城竞争。

被我们熟知的上海东方电视台，就此成立了。

上海东方电视台开播当天。

从1992年成立，到1993年1月18日正式开播，东方台快马加鞭地与观众相见了。

伴随着韦唯高亢的台歌《风从东方来》，首任台长穆端正走马上任。

相比起老的“上海台”，新的“东方台”更年轻、更时髦。主持人台柱子，是年轻的曹可凡和袁鸣。

二人都是懂英语的知识分子，非常符合东方电视台的定位。

曹可凡，出身富裕之家，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之后继续攻读研究生，并留校任教，曹可凡能全英语授课，英语能力强。

1987年，上海电视台筹划《我们大学生》节目，拟在上海高校范围内遴选主持人。曹可凡作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参赛选手，一路从初赛杀进决赛，从此，改变了人生轨迹。

曹可凡和周洁。

1997年，曹可凡、白岩松、敬一丹获“金话筒”奖。

1986年，袁鸣还在读初三时，就通过选拔成为上海电视台《你我中学生》的主持人。此后，她进入上海外国语大学学习对外汉语专业。

1993年，她进入东方电视台，主持《东方直播室》等节目。

进入东方电视台时，袁鸣年轻漂亮，气质端庄大气，是整个台里最亮眼的女主持人。

1996年，袁鸣领衔演唱东方台台歌《风从东方来》。

对于台长穆端正而言，他面对的是零财政拨款的考验。

除了老台资助的86万元启动资金和部分股票，东视必须自负盈亏。穆端正的策略是破釜沉舟，打破传统，不计成本制作好内容，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四年后，他的这些招式被湖南广电掌舵人魏文彬学了去。

穆端正的大手笔很有魄力，开播短短几年内，东视创下了中国电视史的多个第一。

比如率先购买版权直播奥斯卡颁奖典礼：

创办国内首档谈话节目《东方直播室》：

推出竞技娱乐节目《快乐大转盘》，率先在国内报道汪辜会谈，在长城上办演唱会等等。

当时，整个东方电视台都洋溢着一种极力冲破传统的氛围——没什么是不可以搬上电视机的，只要敢想，就敢做。

当然，东方电视台也不是高枕无忧。

1992年底，上海还同步成立了其他电视台，比如上海有线电视台。

上海有线台做的是另一门生意。传统电视免费送观众信号、靠广告吃饭，有线台则靠铺电缆、收初装费和月费，把观众变成了付费用户。

短短三年，他们圈下150万户家庭。可口可乐、宝洁、麦当劳、万宝路这些经4A广告公司严谨调研才肯投放的国际品牌接踵而来。

面对新军突起，老牌上视不甘示弱，接连推出《民族风》《中国风》《亚洲风》《五洲风》等大型系列综艺晚会。

1998年岁末，更与央视联手，把《五洲风》元旦晚会超前地搬上了互联网直播。

所以看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在九十年代初，整个上海拥有了上视、东视、有线台，外加1994年开播的上海教育电视台，四足鼎立，在上海滩形成了神仙打架的格局。

充分的竞争，在当年是好事。

大家拼创意，拼想法，拼开放，拼制作，这些良性竞争将上海广电的实力推向巅峰。

单从“上天”这一细节，便可见一斑。所谓“上天”，指的是上海各电视台都纷纷开上了直升机，谁没开上直升机，好像就实力差人一等似的。

早在1987年国庆，上视就调动南京军区直升机，让主持人从天而降。上视大厦的楼顶甚至专门建了停机坪；

1990年，记者姜澜坐上直升机，开启国内空中直播路况的先河；

1993年东视开播当天，直接动用直升机对黄浦江两岸进行航拍直播。

90年代浦东“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进程，就这样被航拍镜头以俯瞰的视角全程记录。

开飞机，去美国，转播奥斯卡，用最先进的设备，招揽最优秀的人才……

这样的大手笔，在全国地方电视台中都独树一帜，好像也只有上海，有这样的实力。

上海电视台摄制组第一次前往美国全方位采访。

从1988年到1994年，邓小平连续7年在上海度过春节。他嘱咐上海：“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上海一定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

上海电视人听懂了。但他们最大胆的一笔，不在荧屏上，而在陆家嘴的天际线上。

高塔拔地，资本弄潮

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的号角正式吹响。

为了向全球资本证明决心，上海急需在黄浦江对岸拔地而起一座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超级地标，以此向世界宣告：这里，将是下一个曼哈顿。

巧合的是，在黄浦江的这一头，上海电视人的“高塔梦”也已酝酿多时。

早在1958年刚开播时，老一辈电视人只能因陋就简，借用新永安大楼的楼顶充当发射塔。

到了1974年，南京西路上终于建起了一座210米的电视塔。

然而步入80年代，随着上海经济腾飞，市区高楼林立，直线传播的电视信号被不断长高的城市天际线严重切割。

那些年，上海市民家里的电视屏幕上，总是雪花伴着重影。要解决这道迫在眉睫的民生难题，上海急需一座更高的新塔。

1984年3月，上海市长汪道涵（赵薇前男友汪雨的爸爸：）在上海市八届二次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上海将新建一座电视发射塔。

1986年10月，上海市《关于新建400米以上广播电视塔及附属设施的报告》报送国家计委，经过论证确定高度为450米。

1988年1月，上海市广播电视局提交了建造新广播电视塔的可行性报告，7月获上海市计委批准。

1989年3月，在市委书记江同志主持的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决定选用华东建筑设计院的“东方明珠”方案。

最终，由11个大小不一的球体串联、寓意“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东方明珠方案脱颖而出。

在上海广播电视塔设计评议会上，东方明珠、永恒和飞碟3个方案均被专家评议为优秀方案，最终确定的是“东方明珠”方案。

在时任华东院院长项祖荃的领导下，有几十位建筑师一起参与方案的设计。首席设计师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工程结构专家江欢成，这是他的设计手稿。

方案有了，问题是，钱从哪里来？如果完全依靠财政安排，如此庞大的工程根本无法推进。

早在1984年，上海广电局就四处寻找外资，好不容易敲定了加拿大政府的4000万美元贷款。

然而，80年代末外商撤资，加拿大单方面毁约，资金彻底卡壳。

面对绝境，上海广电局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思路：自筹、自建、自还。

一家事业单位，要以企业的身份向银行贷款建塔，这在当时缺乏先例。

1990年初，龚学平带着批文、设计方案和还款能力预测，敲开了时任央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的大门。

时任上海电视新闻部负责人龚学平，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高材生。

龚浩成是金融界的风云人物，他曾顶住重重压力，在时任市长朱镕基的支持下筹建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也是朱镕基深夜探讨金融工作的智库。

仔细调研后，龚浩成发现广电局每年有超1500万元的发展基金，这笔资金可以用于长期还贷，具备一定的偿付基础。

但面对庞大资金需求，单靠一家银行根本独木难支。

于是，龚浩成亲自出马，给上海各大银行行长打电话：搞国内银团贷款，众人拾柴火焰高。

1991年4月，由工行、建行浦东分行牵头，全市44家金融机构组成的联合银团宣告成立，为“东方明珠”提供1.5亿元人民币和1000万美元贷款。其中2000万元人民币，是由上海30多家城市信用社合力凑齐的。

这笔钱很快发放，同年7月，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奠基仪式隆重举行。

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金融创新，开创了国内本外币银团贷款的先河。为此，上海造币厂还破天荒地发行了两枚120克的大铜章以作纪念。

当时国内金融界对“本外币银团贷款”毫无经验可循。工行浦东分行的信贷经理甚至专门跑到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淘回一本罕见的银团贷款专业书，边学边干，字斟句酌地起草合同。

银行在进行财务测算时，曾分别按5元、8元、12元的门票价格进行收益预测。

在那时，几乎没人相信会有人愿意花12元高价买一张门票，有人嘀咕说“就算卖5元都未必有人去”。大家怀着忐忑的心情放了款，做好了贷款周期拉长的准备。

银团贷款虽然解了开工的燃眉之急，但考验接踵而至。

随着90年代初物价飞涨，建塔预算一路狂飙。从最初的2亿多，到1993年调整为6.2亿元，1994年更是涨到了8.3亿元。

正当资金再次吃紧之际，上海广电人敏锐地抓住了刚刚起步的证券市场。

1990年冬，伴随着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鸣锣开市，金融改革、国企改制、原始股……这些词汇成为街头巷尾最热烈的话题。

1991年底，在花园饭店的迎新晚宴上，龚学平恰好与上海体改委副主任蒋铁柱同桌。闲聊中，蒋铁柱透露体改委还有几个改制上市的额度没用完。龚学平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窗口。

仅仅几天后的12月26日，申请上市的报告就送到了蒋铁柱手中。

1992年，以电视塔为核心资产的东方明珠完成股份制改造、公开发行股票，一举募集资金1.02亿元；

1994年，公司在上交所正式挂牌。

当时广电系统的员工都象征性地认购了些职工股（原始股），很多人第一次切身感受到资本市场的魅力。

有人回忆，哪怕是最少的认购，也赚了两三万元，而一直长期持有到更高股价再抛的，收益更为可观。

一家电视机构的资产，就这样率先玩转了资本市场，完成了惊艳的IPO。全国同行看懂这步棋的意义，还要等到很多年以后。

事实上，后来湖南的魏文彬也学会了这一招，把湖南卫视的整个业务都产业化、资本化了。

在市领导协调下，东方明珠拿到了原本预留给港务局导航大楼的陆家嘴黄金地块，很快开工，从此傲立黄浦江畔。

左1994，右2022。图源摄影师陆杰。

设计师江欢成每天骑自行车去看东方明珠的工地。

1994年，投入使用前夕的东方明珠。 许海峰摄

1995年，东方明珠投入使用。

上海市民争相参观，直到如今，上海东方明珠也是所有外地游客去观光的经典项目。

观光、餐饮带来的丰厚现金流，让那笔让大家忐忑不安的巨额银团贷款，在短短4年多时间里就被提前还清！

这套银团贷款模式，后来更被杨浦大桥、浦东国际机场纷纷复制。

东方明珠的成功完美反哺了广电系统。

当时，上视大厦建设背负了3亿贷款。楼刚建好，台长盛重庆就接到调令，出任东方明珠公司董事长。

但他并没有忘记老东家的债务。恰逢此时，东方明珠又募集了10亿元资金，且急需大量的广告宣传来扩大地标影响力。盛重庆大笔一挥，用东方明珠的3亿元资金，一次性买断了上海电视台的广告时段。

这3亿元，刚好填平了上视大厦的银行贷款！这波操作，让见多识广的香港商业大亨都连连惊呼他是商业奇才。

千禧之初，“少帅”登场……

从1979年的第一条广告，到黄浦江畔的东方明珠；

从跨国分账的版权生意，到试水A股的资本运作。

二十多年来，上海电视人始终开风气之先，不断拓宽“办电视”的边界。

他们写下了太多的“第一次”，破了太多例，进行了太多新鲜大胆的尝试，可以说，上海拥有最早一批懂市场、懂内容、敢于试错的电视人。

这些探索背后，是一以贯之的务实与变通：在限制中寻找可能，在争取与协商中拓展空间，路并非一开始就有，而是在一次次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蹚出来的。

东方台给自己的标语是“风从东方来”，但我认为，上海电视人做的并不是等待一阵风，他们是敢于先把窗户推开的人。

而上海电视台的历史价值，就在于它曾经敢于率先行动，这已经是极其难得的品质。

当然，很快危机就到来了。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面对即将涌入的国际传媒巨头，上海当然也有浓浓的危机感，他们最终给出的应对策略是：用集团化对抗全球化，用规模化应对市场化。

同年4月，上海广电系统迎来一场大手术。

15个电视频道、11套广播频率，连同报刊与相关产业，被行政力量打包进同一个框架，组建为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SMEG，大文广）。随后，广播电视业务被单独剥离，组建了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SMG，小文广）。

从行政视角看，这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典手笔：大文广做大实体产业，小文广做强内容宣传。

然而，当这艘资产逾百亿的传媒巨舰真正下水时，人们才发现它步履沉重。

一纸文件把机构合到了一起，却没有自动解决内部如何协作、资源如何调配、责任如何划分的问题。

曾经“四台鼎立”时的内部竞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林立的山头、重叠的业务，以及数千名端着铁饭碗的事业编制人员。

规模换来了安全感，却稀释了饥饿感。

更何况，时代的车轮正在轰隆作响——

北边，央视凭借绝对的资源垄断，开启了疯狂的标王时代；南边，湖南广电正刮起席卷全国的快乐旋风。

内有百亿巨舰的转身之困，外有强敌环伺的收视之战。

上海，急需一位破局者。

2002年，一纸调令下达。

一位年仅33岁、戴着无框眼镜、书生气十足的年轻人，推开了SMG总裁办公室的大门。

他叫黎瑞刚。

他接手的，是一份厚重的家底，也是一张错综复杂的账单。前辈们在内容、经营与资本上积累的经验与沉疴，都将在他治下这个庞大而臃肿的组织里，接受最严苛的检验。

上海电视人的探索没有停下。只是这一次，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黎瑞刚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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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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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胡一笙

编辑：伊莎贝拉

字数：1404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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