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岁的黄夏蕙，曾是香港娱乐圈的风云人物，60年代开着奔驰敞篷车风光无限，如今却蜷缩在仅15平方米的公屋里，每月靠4195港币津贴过活——房租就占去2800港币，连吃饭钱都不够，只能靠朋友接济度日。

更讽刺的是，她为富豪律师胡百全生下六个子女，子女们每月从父亲基金会领取生活费，她却分文未得，倔强地不肯低头索要一分钱，十多年来寄人篱下，排队五年才等到这间“蜗居”。

一个生养六名孩子的母亲，晚年竟落得无家可归，靠微薄救济苟活，这背后藏着怎样的家庭撕裂与社会隐痛？

黄夏蕙的落魄并非一朝一夕。 回溯1950年代，她因电影《火》崭露头角，在红星红线女牵线下结识已婚富豪胡百全，甘愿放弃演艺事业，无名无分地为他生下四子两女，享受过豪宅名车、每月30万港币的阔太生活。

胡百全2008年离世后，遗嘱却将她彻底排除在外——子女可领基金会津贴，她作为情人竟被法律“抹去”，瞬间从天堂坠入地狱。 年轻时挥霍无度、请客成习，从未储蓄“棺材本”，当经济支柱崩塌，94岁的她只剩不足1万港币积蓄，连打官司追讨遗产的勇气都耗尽了。

更荒诞的是，黄夏蕙并非孤身一人。 1983年，她与赛车手潘炳烈再婚，但对方移居美国后，她固执地留在香港，拒绝随行，也不向子女求助。

期间，所谓“友人”趁虚而入，骗走她唯一的匡湖居房产，家当尽失，一度流浪街头，甚至睡过骨灰安置所。 十年颠沛流离，靠朋友收留才免于露宿，最终申请到政府过渡屋，蜗居在160呎空间里，行李塞进尼龙袋，屋内仅余沙发、冰箱和破旧桌椅。

她自嘲“马死落地行”，倔强到从不流泪，可这份“坚强”背后，是子女集体沉默的冰凉现实——他们事业有成，却对母亲的窘境视若无睹。

黄夏蕙的悲剧撕开了香港养老困局的一道裂口。 类似案例比比皆是：以“周伯通”成名的演员秦煌，育有四名子女，同样老无所依，蜷缩养老院靠政府津贴糊口。

当黄夏蕙坦言“子女不用我担心”时，这种自我安慰式的豁达，反而刺痛公众神经——子女赡养责任去了哪里？ 香港长者生活津贴仅4000余港元，远低于贫困线，而公屋轮候长达五年，无数老人被迫“寄人篱下”。

社会福利的漏洞与家庭伦理的崩塌交织，让风光一时的明星沦为救济对象，这是个人选择之过，还是制度缺失之殇？

更引发争议的是黄夏蕙的“不抗争”。 她拒绝指责子女未尽义务，反而计划将追讨到的胡百全遗产全数捐建老人院，“每天吃饱饭就行，几千万也没用”。

这种近乎殉道般的姿态，激起两极讨论：有人赞她“看透世情”，有人批她“纵容不孝”。 当法律未能保障非婚伴侣权益，当子女因母亲“第三者”身份疏远，她的沉默是否变相助长了亲情冷漠？

香港寸土寸金，160呎公屋已是救命稻草，但朋友接济能撑多久？ 94岁的她还能自理，可若倒下，谁会成为下一个“黄夏蕙”？

她的故事折射出更尖锐的社会质问：为何香港繁华表象下，无数老人陷入“多子却无依”的绝境？

是福利制度跟不上老龄化狂潮，还是传统孝道在物质社会中崩解？ 黄夏蕙用半生演绎传奇，晚年却活成警示——当光鲜褪去，亲情与制度能否托住生命的最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