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潮州、惠州、咸阳、北京……成为演员之前，黄轩的人生是飘忽不定的坐标，就连颠沛流离之感都是片段式的，夹杂着不该在那些年龄段出现的磋磨与缺憾。

成为演员之后，更多坐标出现在黄轩的人生里。四季更迭，各种各样的作品、角色和工作内容在那些坐标周围留下痕迹，如星辰散落，令他闪耀，也似针脚密缝，带来痛楚。

痛楚的一部分是个别角色附带的。在以角色之名生活的几个星期、几个月乃至更长时间里，他避无可避地体验到“他者”与“别处”之痛。

一些“他者”让他看见某段时光里的自己，一些“别处”让他重返某个承载记忆的故地。有时候，“看见”与“重返”的过程是一种疗愈。幸运的话，他可以在疗愈中走向释怀。

2007年，大连。平淡无奇的一天，一个大三男生接到电话，得知父亲病危，正在ICU抢救。机票买不到了，他跑到火车站售票处。长长的队伍终于排到他，他递上自己的身份证，上面的姓名是黄轩。

当晚回北京的车票已经售罄，焦急的黄轩又开始跑，想去火车站对面的汽车站坐大巴。站前广场一片喧嚣，他却只能听到手机铃响。“人已经走了。”听筒里传出刺耳的声音。他腿软地蹲了下去，嘴巴张得很大很大，却连喘气声都发不出来。

此后，黄轩再没有踏足这个“有特别伤痛的回忆”的城市。

接下来两年，爷爷和奶奶也离开了黄轩。1000多天后，他“差不多走出来”，遇到了电影《推拿》《黄金时代》、电视剧《红高粱》等作品，在演艺圈站稳了脚跟。更多的角色和工作机会，带他去往更多的地方，和更多的人相遇——他就这样“红”了起来。

（图/《推拿》）

认识和喜欢黄轩的人，开始不局限于关注他的事业。他们分出一部分视线和精力，倾注在他的过往和一些个人经历上。

对于这部分关切，黄轩一直很坦诚。通过他自己的回溯，那段辗转不安的、失去串联的年少时光，逐渐拼接出一道完整的惹人心疼的侧影。侧影转过脸来，笑得温暖，换来一个“气质忧郁的暖男”的关键词。

很多年后，《山海情》《乌海》《风起洛阳》等作品问世，人们恍悟，黄轩的面向是如此丰富。导演刘博文就是在这个时期找到他的，带着《来福大酒店》的剧本。

关于剧本的讨论因客观原因中断了一段时间后，2023年初，联络恢复，双方约在青岛见面。刘博文和编剧姚冠辰准备得非常充分，黄轩看到了他们的笃定与认真。剧本“越来越好了”，在拍摄、对角色的理解和设计上，大家的想法也不谋而合。

更重要的是，影片关注了一群临终病患，“可能没有条件住进大医院，就住在旁边的这样一个虽然叫大酒店，但其实是小旅馆里的一个疗养的过程”，酒店里的人和整个故事都“很有温度”。

（图/《来福大酒店》）

给到黄轩的角色，不被家人和社会接纳的刑满释放人员李清让，呈现出一种反差感：“一个所谓的‘社会人’到弱势群体中去照顾他们，从没有耐心、没有爱、没有温度，到慢慢学会去爱，学会被爱。”

会面结束时，黄轩知道，这部戏如果不接，自己很可能会抱憾。他决定出演，在父亲离开的第16年，再次踏足那座伤痛之城。

“又回到大连，拍这样一个题材，演这样一个人，多多少少会勾起你那个时候的回忆，还有感受。”

身为善于调动个人感受的演员，黄轩从一开始就知道出演《来福大酒店》意味着什么。他心里也有数，这部戏演起来不会像《乌海》那么“残酷”。

（图/《来福大酒店》）

“导演没有把这个电影拍得那么重，它是松弛有度的。肯定有很悲伤的部分、很痛心的部分，或者很孤独落寞的桥段，但是整个氛围还是温暖积极的，也有很多很好玩的、很温情的、很轻松的段落。”

黄轩眼中的李清让是复杂的，“他很可爱，有点痞气，有点匪气，看起来很社会，但是内心的破碎感很强，甚至像个孩子一样。他是一个进过监狱的人，但其实内心是非常善良的，底色也非常柔软”。

饰演复杂的角色、探索人的复杂性和可能性，是黄轩感兴趣的。开机前，他跟刘博文、姚冠辰的对话基本围绕角色，“他要不要说这个词”“他对那个人的态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他对马小琳（柳岩 饰）的情感到底是含蓄的还是直接的”……

（图/《来福大酒店》）

他们还向专业人士请教了戏里涉及的病症，了解病患相应的状态，也到真实的癌症旅馆里进行了走访。

这样的创作过程伴随痛苦，“因为如果你感同身受的话，你会觉得这些人确实太可怜了，要面临身体的疾病，要面临离开这个世界的恐惧，家庭又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不一定能及时得到最好的治疗”。

李清让也有他的痛苦，来自成长经历和父子关系，以及父亲的病。你得面对这些痛苦，才能成为他，“越往后走，你越会感同身受。有时候我想如果我是他的话，或者是我也有类似这个人物的感受的话，其实内心底色还是很悲伤的”。

（图/《来福大酒店》）

不过，黄轩成为李清让的过程，总体上还是乐趣居多。

他和导演等人看了很多资料，“去了解和靠想象去填充”刑满出狱人员的心态和刻板行为，比如坐和走的姿态；还有审美、生活方式上的落伍，“花衬衫配西裤，系个金利来皮带，现在来看已经有点奇怪和格格不入了”。

舔烟的习惯和点烟时的虚张声势也是黄轩他们设计的，“气派还得在那儿，但是他已经不是那个当年的他了”。

在一部分观众被这些细节“硬控”的同时，另一部分观众被李清让的黑色公文包吸引。拍摄期，黄轩包不离身，加之造型老土而“社会”，在片场外很少被人认出来。

十几二十年前，街头巷尾有不少“混社会”的人，他们的派头令即将步入社会的少年们心生羡慕，这其中也包括黄轩。他观察和模仿过这类人，对他们的说话方式和形态特征都很熟悉。

（图/《来福大酒店》）

黄轩自小喜欢观察和模仿，除了天性使然，很大程度上是经历造成的——在颠沛流离的成长路上，他用察言观色和细腻敏感来保护自己，感受力越变越强。

一般而言，敏感的人比钝感的人更易受到伤害，可对于演员，感受力、表现力与对人间点滴的体察，都是无比宝贵的东西。

“它是一种能力，一种特质，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创作的。让自己永远保持敏感，保持好奇，让自己的内心是敞开的，是尽可能保持真诚的，这对于演员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而且，伤害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如果你极其脆弱，那可能别人随便说一句话都会伤害到你，但如果你能够更加理解别人，或者是理解别人的处境，然后也不要把自我的感觉放得那么重，放得那么大，可能就还好”。

人生前20多年，命运对黄轩有无法弥补的亏欠，但没阻碍他长成一个懂得感恩和给予的人。

（图/《来福大酒店》）

“人世间最宝贵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温度，无论是家庭关系还是友情，还是陌生人之间。”黄轩比较容易被善意和对善意的实践打动，他相信每个有血有肉的人都会这样，“当别人给予你善意的时候，哪怕只是一个善意的微笑或善意的鼓励，都会有很好的体验，很好的感受”。

拍《来福大酒店》期间，黄轩成立了一个资助安宁疗护的专项基金。杀青后，他到北京和上海的几家医院做义工，并进一步了解了安宁疗护的意义。

现在，黄轩的主要时间和精力还是放在喜欢的角色和作品上，余下那些，他会留一部分给阅读，“因为阅读很重要，它不断地在引导和刺激自己的思考”，一部分给运动，还有一部分“给自己发呆，胡思乱想”。

“人的脑袋虽然就这么大，但是我觉得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容器。只有在这里，你可以一会儿想到月球，一会儿再到火星、银河系，一会儿回到自己，一会儿又是一个工作上的事情。很有意思，它的空间完全不受限。”

当想法和念头冒出来，黄轩不会去阻止，也不去判断或追逐，而只是一边独处，一边看着。有它们在，他感到自由。

黄轩的一些想法，关乎死亡。

“我一直对死亡这件事情很敏感，很小我就会想，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死，那我们为什么要活着？我们活着要做什么？包括跟我完全不认识的人，有人去世了，我也会比较关注。”

世事无常，死亡“不可避免”，就连自己亲近的导演也走得突然，所以黄轩提醒自己，“可能无常随时会来，还是要把每一个当下过好”。紧迫感这根弦在他的生活中又被拉紧了一点。

在这个认知的过程里，“不必要的焦虑、在意”被抖落了，留下一句“如果你未来（无论如何）都要走，那这一切其实就是一个体验，有些事情就不要那么较真了”的自我开导。

（图/《来福大酒店》）

对于“这一切”，黄轩的态度是“接受”。接受了至亲离开、际遇起伏、生命不过剩下几十年这些事之后，他也许就能在观想中，离如何更好地体验生命以及珍惜自己的生活、朋友、情感和工作的答案，更近一些。

黄轩也会跟人谈论死亡。“以后谁会送谁走？”“如果明天就要走了，你会恐惧吗？会有什么遗憾吗？”这些问题他都跟朋友聊过。

谈论死亡的勇气，总和豁达而积极的生死观同时出现。黄轩自己的观念，在这件事上，跟他的作品达成了默契。

《来福大酒店》后段，李清让发现傅爷（任洛敏饰）给自己买了一个骨灰盒。黄轩加了几句台词，问对方是否怕死，现在在做什么准备。

“生死这个事情就是要去接受和面对的，死亡就是一个生理的自然现象。”黄轩认为，对死亡避而不谈反而会增加恐惧，“把它当作一个正常的事情去谈论，可能会让我们更加地舒缓，然后更加地乐观”。

（图/聂一凡 摄）

李清让因来福大酒店完成了自我救赎，黄轩则因扮演李清让找回了自己缺失的某些东西……

2023年，大连。深秋的一个上午，“阳光特别明媚，海是蓝蓝的”。临海栈道上有道少年感十足的身影，奔跑着。海风将头发向后吹，露出神情放松的一张脸，是黄轩。

清新空气和整洁市容拥着他，原计划的三四公里就快跑完了。汗水早已淋漓，但他还不想停。呼吸顺畅而均匀，他能欣赏风景。

“大连还是很美。”此念一出，黄轩愣了一下。几个月前抵达这里时，伤痛回忆引发的生理反应分明还在。似乎在拍戏过程中，那些负面情绪一点点得到了释放。在奔跑的当下，他心间满是愉悦。

“一个可能是电影拍完了，我的压力已经卸下来了，又完成了一部电影，完成了一个角色。还有一个是我内心的那个悲伤的记忆，好像也释怀出去了，跟着（电影）杀青一起杀青。”

作者洞 照

校对遇 见

编辑尤 蕾

题图聂一凡摄

排版 张心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