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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小小的我》大获成功后，编剧游晓颖和导演杨荔钠再度合作，推出新的女性题材家庭喜剧电影《我，许可》。影片于4月3日（上周五）正式公映，社媒反响挺热烈，豆瓣开分高达8.3，暂列2026年院线国产新片第一名；实时累计票房已经近亿，预计最终落点将超过1.5亿。

目前看来，《好东西》（2024）上映后这一年半里热度最高的女性主义电影，应该就是它了。

无须讳言，《我，许可》的走红，靠的当然是女性议题。

在长达两周的点映之前，影片市场前景其实并不被看好，但点映启动后，这部以轻快喜剧形式，将女性身体自主、拒绝月经羞耻、摆脱婚姻束缚、肯定自己、爱自己等议题熔于一炉的作品，逐渐在大城市青年女性观众中引发热议，成为一个小现象。

影片以25岁女青年许可（文淇 饰）的子宫健康问题为切口，由此建立了她和母亲胡春蓉（秦海璐 饰）共同生活、产生观念冲突的矛盾情境，在这个“舞台”上，将庞杂的女性议题，具象化成许多戏剧化的“小品切片”，从而实现了对娱乐性（喜剧桥段）、女性话题“病毒性”（易传播的台词）、煽情性（母女关系和解）的兼顾。

尽管影片内容和侧重主题不同，有趣和新鲜的程度也不同，但从市场机制角度出发，完全可以说，《我，许可》是一部踩中了《好东西》成功秘诀的电影。两部电影的观众画像，也是大致相同的。

当然，这里不是说《我，许可》的热度是轻而易举就能被“策划”的。它真的只是靠堆砌口号、段子、金句，或者是“像《好东西》”，就能脱颖而出吗？

坦白说，和过往好几部女性主义电影一样，《我，许可》夸的人多，招致的批评却也不算少：有针对片中母亲角色悬浮讨厌的，有针对影片堆砌议题过满的，有针对戏剧冲突过于夸张的……但很少有人能否认，影片刻画最妥帖、最能引发观众共情的基点，其实完全是落在主角许可身上。

这是一个选得很准的典型人物，有太多95后、00后观众能从她的生活方式、情感困境、家庭关系之中，或多或少找到自己的影子——这种对当代女青年生活、观念画像的还原，而非那些口号、段子、金句，才是《我，许可》的生命线所在。

许可从云南走出，大学毕业后在天津担任小学教师，租了位于五大道附近的“老破大”房子，开始了独居生活。她的典型性体现在，她是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由此离开家乡的女青年的一员。

在天津，许可是在物理空间上完成了与原生家庭的切割。这种切割不意味着和家里彻底断亲，而是一种有意识的“脱嵌”，即从传统社会的结构抽离出来，建立基于个人选择而非地缘、血缘的新型生存状态。

她拥有稳定的事业单位职业身份和中等收入，足以支撑独居生活，但又不至于进入过度竞争的残酷世界；休息的时候，她喜欢画绘本、旅游、看演唱会、攀岩，“月光”是常态；她不搞独身主义，也曾尝试建立关系，但情感也由自己做主，不满意就绝不将就……这是一种虽有工作压力和生活困扰，但也自由丰富的生活，也是万千中国女青年正在经历的逃离原生家庭、自己掌控身体和人生的生活。

这种情感脱嵌在当代中国都市青年中具有普遍性。当代的子女-父母脱嵌，常常表现为“距离管理”，即通过减少接触频率来避免观念冲突，通过地理隔离来维持生活方式的自主。

正因如此，当许可的子宫健康问题爆发的时候，当妈妈“擅自”来到自己的出租屋里强行照顾自己、数落自己的时候，许可才会爆发出神经症式的狂躁，因为她原本感到很舒服的距离感、边界感被破坏了。同时，又正好碰上“需要家人签字做手术”，这又明明白白地揭示着，自己的身体仍然受制于家庭，完全的自由，仍然只是幻觉。

所以，这是一个原生家庭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的的故事。中间的郁闷、不痛快甚至绝望，在电影中虽然以喜剧化的冲突呈现出来，但有多少青年人（不限男女），曾被这样令人窒息的情境所挤压？

当然，《我，许可》对许可个人情感活动的刻画，如果止于讲她怎么嫌弃母亲、怎么追求自主的层面，那也还不能在女性主义表达上更进一步。

于是电影的设计是，母亲作为带着走地鸡和整套传统观念来访的"信使"，一开始唠唠叨叨很讨人厌，但许可也在和她的相处中逐步认识到母亲作为女性的可怜，她也是家庭结构中的受压迫者。

事实上，这种对母亲又爱又恨、怒其不争的情感，在当代青年（同样不分男女）中存在的比例也并不低，这是一种纠缠扭结的复杂心理。电影对离家青年整套观念和情感体验的刻画，是很具有代表性的。

当然，《我，许可》的缺点也挺明显的，这点也有不少观众提出过：作为一部传递观念的喜剧电影，《我，许可》在传递观念的方法上，用了太多过于直接、夸张过火的戏剧设计，最终呈现出的，是一种女性脱口秀+短剧的堆砌观感。

换句话说，整个故事不是从自然的生活语境中生长出来的，而是在一个类似情景喜剧的语境中搭建出来的——某些过于直给的桥段，比如许可给学生上生理课破除月经羞耻、小学生追求美而误服堕胎药的情节，甚至已经不是情景喜剧的逻辑，而是春晚小品式的说教逻辑了。

《好东西》的情况，其实也差不多。只不过《好东西》的故事全部围绕青年人展开，这种情景喜剧式的悬浮即使脱离真实生活的质地，但整体仍算自洽；而《我，许可》把妈妈带进这个游戏，效果就不是这样了。

片中母女关系发展的主线，是许可带着自己的知识，带着自己开放、前卫的观念，对母亲进行“反向教育”，教会她认识自己、悦纳自己、摆脱束缚。实践形式除了倾听和赞美之外，还包括带母亲去Livehouse听摇滚、教母亲开房玩小玩具等比较出位的手段。

在这个过程中，影片通过一系列戏剧性的桥段，在许可本人的手术进程和母女关系间交叉推进，并且重点逐渐往母女关系方向倾斜，最终展现影片女性间共情，重建母女关系，由此延展到女性共同体互助、瓦解父权制家庭结构的主题。

这样的方式方法，当然有一部分来自于青年女性主义者对包括自己母亲在内的其他女性进行“觉醒教育”的真实经历，但至于那些较为出位的方式，就更可能是来自单纯的浪漫化、平面化畅想了。

影片太急于、或者太“贪心”于要将女性身体自主的议题，和女性从不幸婚姻中解放的议题，在一部电影中“一锅端尽”。以至于妈妈胡春蓉这个关键角色的呈现，几乎是一种漫画化夸张的形态。

胡春蓉一会儿是强势安排女儿生活秩序的妈妈，一会儿又是精神弱势、反倒让女儿显得更像妈妈的小女孩；一会儿是保守到不能接受女儿处女膜/阴道瓣受损的超传统妈妈，一会儿又是欣然上街推销小玩具、完全无视外界议论的黑红大女主……

她的观念变来变去，行为断裂跳跃，在戏剧层面固然都有铺垫，但如果以真实性的标尺来看，也不过是为了迎合青年女观众的期待而变。这样的角色弧光是不高级的，这样的人物是不可信的。

影片中有关妈妈的桥段中，真正具有生活质感的，反倒是她参与家政女工戏剧工坊时，其他女工演员（由在现实中参与戏剧演出的北京家政女工出演）所呈现出的、沾着真实泥土气味的本色。和她们相比，秦海璐饰演的胡春蓉，还是太戏剧、太平面化。

2024年备受好评的女性电影《出走的决心》，同样说的是妈妈从家庭中撤离的“娜拉出走”故事。

但《出走的决心》是改编自真实人物故事，片中细致呈现了女主角苏敏昏暗压抑的生活环境，她的出走自然是一种具有正义性的反抗式爆发。而《我，许可》有意略去许可父亲（余皑磊 配音）的戏份，固然有留白设计的元素，但也让胡春蓉的家庭困境显得不太直观，难以令人共情，由此，她这个角色显得跳跃性更强了。

当然，《我，许可》这些过于直接、平面的桥段设计和角色刻画，在艺术上是问题不假，但如果时刻牢记本片作为女性主义“商业片”的属性，一切的设计，倒也都能说得通了。

在过去几年的创作中，编剧游晓颖早已体现出自己不止有设置议题、制造话题（《我的姐姐》）的能力，同样有展现平实细腻（《小小的我》）的能力；导演杨荔钠，过往更是从不以夸张闻名。把《我，许可》拍成这样金句桥段满天飞，情节和人物显得夸张、平面化的样子，说到底是为了让电影显得更像《好东西》、更适合社媒传播，这样才能更卖座。

但，这条“女性主义成功之路”真的那么容易达成吗？

市场现实是，“女性主义”真的不是那种只要高举、就能让电影卖座的“神主牌”。甚至随着这条赛道上的作品越来越拥挤、越来越重复，女性电影现在想要赢得市场认可，恐怕会比两三年前更难。

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打“女性主义”牌的国产院线片何其多，其中模仿《好东西》创作模式的也不少，但《想飞的女孩》《轻如鸿毛》《下一个台风》们的票房惨败还犹在眼前。

它们都是有议题、有明星主演的女性电影，但票房多则一千来万，少则几百万，这证明女性主义虽然是社会热点，但实际上如果只靠打女性牌、甚至玩一些挑动性别话题的场外手段，这样的女性电影，是没有任何票房底盘可言的。

甚至那些好评如潮的女性电影，如果没有娱乐性和让中国女性感同身受的话题性，票房上限也就是数千万级别。从《泳者之心》《还有明天》《初步举证》这样豆瓣评分9.0以上的引进片，到国产纪录片《女人世界》，莫不如是。

从《我，许可》目前的票房表现和豆瓣评分来看，影片有意偏向扁平化、夸张化的创作思路，无疑取得了一定成效。不过，它想成为“女性话题商业片”的设计还是过于功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影片整体的圆融程度明显低于《好东西》。也正是缺少那种浑然天成的喜剧节拍，决定了两部电影娱乐性上的差距。

此外，影片宣传和成片存在错位脱节，呈现出的人设和部分观念，还是过于迎合年龄、经历、家庭背景都和许可相仿的青年女观众，限制了它被更广大观众群体接受的可能。

在影片最先出圈的浴缸对谈片段物料中，胡春蓉是吃苦耐劳、为家奉献一切的传统母亲形象，但在正片中，她的人设却显得过分跳跃、欠缺分量；同时，对于一部讲母女关系的家庭电影而言，《我，许可》性话题的主导位置太过突出，至少在许多家长来看，这不会是一部适合带孩子去看的电影。

最后，站在《我，许可》上映的时间节点上回望过去，《我的姐姐》（8.6亿）和《好东西》（7.21亿）的票房，似乎真可能就代表了女性主义电影的动员力上限。

前者是切中了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的广泛社会共鸣，观众群体大大超出了都市受过中高教育程度女性的范围；后者除开女性电影的属性外，还是上海都市文化的象征，同时也是近年来“笑果”最好的轻喜剧之一。

总之，它们成功的主观经验和时势，都还是难以复制的。

（文/阿拉纽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