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古筝的星空中，著名古筝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古筝专业教师程皓如是一颗不可或缺的坐标。作为第一位古筝专业博士，她以极致的技艺、深邃的学术视野和永不妥协的艺术情操，为这件千年古器注入了不一样的气韵。从金钟奖、文华奖到CCTV民乐大赛，她是国家级民乐比赛的“大满贯”得主，是中央音乐学院讲台上那个被无数学子视为“教科书级”参照的青年教师。然而当人们试图用“大满贯”“首位博士”“青年民乐领军者”这些词语为她画像时，她更愿意呈现的，是一种近乎古典的执拗：对质感的死磕，对时机的等待，对“留得住”的执念。这种执拗，让她的艺术人格少了几分喧哗的“先锋”姿态，却多了几分沉稳的力量——那是一种从传统深处走来、却敢于向未来发问的力量。

根柢：于追问处生长，于不言处流淌

“有时候我在想，什么东西是我们自己没有想到的？刨根问底这种方式，其实就是文化自信的一些底色。”她所说的“刨根问底”，不是技术层面的死磕，而是一种向深处探索的本能。过去，我们提出的最多的是“这里怎么弹得更好？”，如今，会追问“为什么这里必须这样处理？它的文化逻辑是什么？它的音韵背后是哪一流派？”这种追问习惯，源于她作为首位古筝博士的学术训练：文献梳理、方法论建构、跨学科视野，看似与舞台无关，实则重塑了她理解音乐的底层系统。

“博士所改变我的不仅是停留在我怎么弹，而是我如何问。”她这样总结。当一个人能说清楚一段旋律为什么动人、一个按音为什么必须那样游移、一种留白为什么比满溢更有力量的时候，那份笃定便会从指尖自然渗出，无需标榜，无需声张。这便是她理解的自信：一种“理解了所以从容”的状态，一种“讲得清所以站得稳”的底气。

这份底气，正悄悄改变着古筝的创作生态。程皓如观察到，过去创作者常常陷入一种纠结：要不要写得简单一点？要不要写得通俗一点？怕复杂了观众听不懂，怕太深了曲高和寡。但今天，一切都在变化。

“因为年轻的观众，耳朵已经被喂养得非常专业了。”她说这话时，语气里有惊喜，也有敬意。那些走进音乐厅的年轻人，对音色的敏感、对结构的好奇、对不同流派的辨识力，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他们不再满足于‘好听’，他们要听‘门道’。你写得不够深，他们会觉得你太表层，没有底子。”

于是，创作者被一种新的力量推着往前走——不是迎合，而是被期待。他们可以大胆地去挖掘更深层的可能性，去触碰更复杂的结构，去探索更微妙的音色边界。这种创作生态的转向，不是自上而下的倡导，而是自下而上的共振：观众的专业倒逼创作的深度，创作的深度又滋养观众的审美，形成一个向上螺旋的良性循环。 在程皓如看来，这才是古筝艺术长远发展最有价值的那一环。

共舞者与守望者：一场审美到迁徙 一份时代的重托

如果说创作生态的改变是水面之下的暗涌，那么观众席上的变化则是一场看得见的潮汐。“最让我感动的，是观众从仰望变成了一种共生共舞的状态。”程皓如用“仰望者变成共舞者”这八个字，精准地切中了这个时代民乐被大众接受的核心脉动。从前，音乐厅里的观众是带着敬畏来的，一曲终了，由衷赞叹“老师弹得真好！”，然后回去好好练琴。那种关系是垂直的、单向的、仰望的。而如今，演出结束后，会有人走到她面前，认真地讨论。这些讨论不再是泛泛的赞美，而是平等的、专业的交流。观众不再只是“听旋律”，他们开始“听懂门道”，甚至开始与演奏家对话、交锋、互文。程皓如把这种变化视为一场静默的革命——它意味着古筝艺术已经从“被观赏”的客体，变成了“被理解”的主体；观众也从被动的接收者，变成了主动的内容共建者。“大家都很专业。”她轻轻一笑，那笑容里有欣慰，更有被理解、被讨论的兴奋。这种开放、充满活力的文化场域，让民乐不再是博物馆里的老物件，也不再是“国潮标签”，而是真正活在当下、呼吸生长的一种潮流。“不是国潮，是‘潮’本身。”她强调。潮，意味着流动，意味着生命力，意味着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激活它。而年轻人恰恰是这股潮水中最活跃的浪花。他们不再满足于穿一身汉服、弹一首《大鱼》就自称传承民乐，而是主动去探究：这首曲子属于哪个流派？它的乐律学逻辑是什么？等等，程皓如将这种转变定义为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代际跃迁。自觉是意识到“这东西很好”，自信则是敢于追问“它为什么好”。她看到，年轻一代正在完成这个跨越——不是通过口号，而是通过行动：在音乐厅里讨论细节，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流派知识。“这种活力，比任何营销都珍贵。因为它不是外来的风，而是从这片土地里长出来的根。”

谈及民乐人的使命，程皓如讲起了一段刻在记忆深处的经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鸟巢的那场大型文艺展演。她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带队老师，提前两个月驻扎在封闭的训练基地。上万人日夜排演，只为那一夜的盛放。而古筝，是全场唯一的器乐节目。“那是我上过的最好的一堂思政课。”她说。两个月的封闭训练，艰苦自不必言，但真正震撼她的，是那种万人同心的气场。演出结束后，她带的学生中有一半以上主动提交了入党申请书。“你不需要去要求他们，那是被感染、被激发的。”在她看来，每一代民乐人首先应该是传统的继承者，但同时也必须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这种双重身份，赋予了他们一种不可推卸的使命：让那些从未听过古筝的人，让那些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异国听众，能够为这一声琴弦的震颤而停下脚步。“民乐的声音，是任何乐器都无法替代的。”她说，那种东方的柔、外柔内韧的韵、自带的深情与感染力，是刻在血脉里的独特语汇。她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弹古筝、拉二胡，民乐正在成为世界性的潮流。这让她更加确信：民乐人的责任，不仅仅是弹好每一个音，更是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新时代的土壤里生根、开花，让它的声音穿越国界，成为人类共通的情感语言。这不是口号，而是一种从内心深处的信仰。

合鸣：于严谨处生自由，于无声处听合鸣

近年来，程皓如频繁往返于世界各大音乐会。从亚洲到欧洲，从北美的卡耐基音乐厅到国际顶尖的艺术节，她的音乐足迹遍布全球。而令她印象最深的，是波兰的那场演出，作曲家叶小纲的“中国故事”音乐会远赴东欧，以古筝与世界对话。叶小纲被誉为“中国的巴赫”，其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他开创的“中国故事”系列音乐会以恢宏的叙事讲述这片土地的文化脉络，让中国当代音乐在海外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与尊重。而在叶小纲所推崇的这条“讲述中国故事、传达中国声音”的艺术长河中，古筝始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声部。程皓如多次在国内外重要舞台上演绎他的古筝经典作品《林泉》。这部曾获中国音协金钟奖唯一金奖的作品，以浓淡相宜的笔触描绘水生于泉、聚于溪、汇于海的万千形态，在古筝的传统文化氛围里，阐述对水有形与无形、有声与无声、有力与无力的理解，追求“音为琴生、乐由心声”的境界。在程皓如的指下，每一个按音的游移都被赋予了呼吸般的生命感，泉水汩汩，汇聚成溪，奔流入海。

但让她同样难忘的，还有另一个作品——古筝与西洋室内乐的合奏曲《巴松措》。古筝居于C位，与大提琴、小提琴、竖琴及管乐声部交织对话。而最不可思议的是，所有参演的音乐家从未谋面，未曾排练，甚至没有过语言沟通。他们各自拿到乐谱，各自练习，然后直接登台合奏。第一遍合下来，所有人都惊呆了——那种默契，仿佛已经一起演奏了多年。“怎么会有这么极其的默契感？”那一刻，她感受到了一种超越语言、超越排练时间的职业信任。

这让她重新思考：音乐的“通行证”究竟是什么？答案是对专业的严谨：所有演奏家对谱面的节奏、速度、强弱，对作曲家的创作意图，都有着高度一致的把握。正是这种建立在共同规则之上的深度理解，让东西方的乐器在第一次相遇时便完美融合。“那一刻我就更加坚定了一个观念，民乐不能是所谓的‘自由派’。”在她看来，自由必须建立在严谨之上。民乐固然讲究韵味、气口与个人处理，但这些一定基于对乐谱和作曲家意图的绝对尊重之上。“没有严谨，就没有真正的自由。”也正是因为这份严谨，她成为各大交响乐团争相邀请的合作对象。

程皓如与叶小纲的《林泉》之间，有一段琴房往事。距演出仅三天，她作为替补接到通知。后来才知，这是叶老师亲自点名换将。叶小纲老师出了名的挑剔，演出前，他要亲自听。院办问她是否能弹，她自信回答：“我觉得我可以。”挂掉电话，她练琴到凌晨两点。第二天，叶小纲走进琴房，什么话都没说，搬起椅子坐到了她跟前——不到一米的距离，压迫感几乎让人窒息。一曲终了，他闭着眼久久没有说话。终于，他睁开眼：“太好了，太好了。”他惊讶于她对音色的处理——那是她自己对音乐的理解。“我从来没有听过《林泉》还能这样去表达，你直接弹进了我心里。”从那天起，叶小纲所有需要演奏《林泉》的场合，必定点名程皓如。后来他专门撰文，直言大多数人把这首作品弹成了“肝肠寸断”，误解了他的创作本意，而她的处理，是他心中最接近理想的样子。

那场波兰音乐会后，海外观众的反馈同样让她感动。他们的专注与敬畏，让台上的每一份付出都仿佛被稳稳接住。“那种被尊重的感受，会让你觉得一切都值得。”从琴房里那扇被推开的门，到波兰舞台上东西方音乐家无言的默契，程皓如用琴声证明：真正能跨越国界的中国声音，从不靠猎奇的东方符号，是靠对音乐本体最深切的理解与最严谨的守护。当每一个音符、每一个休止符都被以最高标准对待时，自由便在严谨的根基上，开出最绚烂的花朵。

炼金术：七年沉淀，一张专辑对时光契约

如果说前面的讲述如江河奔涌、开阔明亮，那么当话题转向“专辑”时，程皓如的语气忽然慢了下来，像一条河流拐进了幽深的峡谷。

“我有一张专辑，七年前就录完了，到现在都没出。”她平静地说出这句话，像是在讲述一件与自己无关的旧事。但那张专辑的背后，是一段漫长的、几乎可以写成小说的自我较劲。

七年前，她与著名作曲家、知名音乐制作人马久越合作，斥资百万打造一张专辑。百万制作，在民乐领域堪称天文数字。录制完成后，她却按下了暂停键——不是技术问题，是她对自己那一关过不去。“不满意。”她说，“其实它的旋律很简单，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协奏曲标准，甚至可以说太简单了。但它难在质感。我对质感的要求太严苛。”

质感到底是什么？是音色的颗粒度，是余韵的浓度，是气息与音符之间那不可测量的微妙间隙。这些东西无法用乐谱标定，无法用参数量化，只能靠一个演奏家用自己的耳朵和心去反复丈量。而程皓如的尺子，比绝大多数人都要严苛。

马久越曾劝她：“这个音乐放在七年前是前卫的，现在拿出来会不会落伍了？”她不以为意：“不重要。我只要它在我认为最合适的时候出现。”

七年，足够一个孩童长成少年，足够一门技术迭代数轮，也足够一张专辑从“趁热打铁”的商业逻辑中完全脱离出来，变成一件纯粹的心事、一种时间的信物。程皓如并非不知道“趁热打铁”的好处——十几岁出专辑，和二十几岁出专辑，商业价值完全不同。但她选择了一条更慢、更重、更不合时宜的路，宁可不出，也不出自己不满意的东西。

于是她成了当代最受瞩目的古筝演奏家中极少数没有正式发行过个人专辑的人。她手里唯一的“专辑”，是大一那年“BOB拔尖人才”音乐会的实况录音。当时老师和出版社都觉得可以出版，留个记录。她虽然认可自己当时的水平，却坚持那不算真正的专辑，“只是一个记录而已”。发行时，虽然卖的非常好，但她确不允许再版印刷，被她按下终止键。

与此同时，她对于自己的影响力却十分谦逊。“好多媒体上以我的演奏为榜样，我得配得上这个。”这句话说得平静，却重若千钧。当一个人成为众人眼中的“标杆”，她唯一能做的，不是享受仰望，而是对自己提出更严苛的要求。

这就是程皓如的时间哲学：不赶时机，只赶内心。她愿意等，等一个自己能够真正点头的时刻。那个时刻不是“趁热打铁”，而是“铁已百炼，水到渠成”。

行路：不设目标，却日日精进

最让程皓如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是关于“未来”。

“我真的没有一个特别宏大的、明确的方向。”她坦诚得不像一个被寄予厚望的青年领军者。“人都是顺着往前走，跟着时代的变化，跟着新事件的发生，观念也会不断改变。所以我只能说，从我当下来讲，我要做的事就是——精进自己。”

精进自己之后呢？是传播。她是教师，也是演奏家。面对学生要传授知识，面对社会要传播艺术。这是一个双向的身份，像一条河流的两岸：一岸是向内深耕，一岸是向外流淌。

而谈到具体的输出形式，那张搁置了七年的专辑终于有了新的动向。“今年，可能会把它录完。另外还有学校和出版社约的一张学术性专辑，也可能会在今年完成。”她顿了顿，又说：“我希望它们能成为留得住的东西。不能说一定是精品，但至少我自己这关要过得去。”

“留得住”——这是她为数不多主动提出的标准。在一个人人追求“快”和“新”的时代，她追求的是“时间淘洗之后依然站得住”的品质。这种追求慢，甚至有些不合时宜，却恰恰是她艺术人格中最扎实的部分。至于更长远的未来，她说：“都是走着看。”这不是敷衍，而是一种对时代敞开的姿态。她信任变化，信任每一次舞台上的真实反馈，信任那些从仰望变成共舞的观众，也信任年轻一代越来越专业的耳朵。

“能一直在精进的路上，能在每一场演出里和观众共舞，能看着年轻一代越来越自信地走进民乐的世界，这些，就是最好的未来。”她说。

筝途如歌，沉者为锋

那个笑起来坦率、聊起来较真、沉默时仿佛在和自己下棋的演奏家，或许正是这个时代民乐人最真实的缩影：在喧嚣中沉得住气，在传统中开得了新局，在完美与不完美之间，始终选择忠于自己的内心。

她说自信不是喊出来的，于是她不喊。

她说深度比悦耳更重要，于是她往深处走。

她说留得住才算数，于是她宁可等七年。

这样的艺术家，不需要刻意标榜“先锋”。因为她站立的姿态本身，就是一种先锋——那不是冲锋陷阵的先锋，而是沉潜入底的先锋；不是追逐浪头的先锋，而是成为河床的先锋。

筝途如歌，沉者为锋。在程皓如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演奏家的成长史，更是一代民乐人如何以“刨根问底”的方式，从文化的深处重新长出自信心来的生动样本。她不急着定义这个时代，但她每一次落弦，都在为这个时代的中国声音，写下不可替代的注脚。

（文/ 郭东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