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梳子姐

朱之文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农民歌手。他不是专业出身，但嗓子好，爱唱歌，又赶上了好机会，出圈爆火，而且久红不衰。

可是朱之文也有一个很大的困惑：不知道什么原因，黑粉特别多，像苍蝇一样成天嗡嗡叮着，不罢休。

今年8月29日，朱之文在台儿庄古城登台，演唱红色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马上有人挑刺举报。

据朱之文自述，从那以后，有黑粉组建专门群组，形成尾随式举报链条，紧盯他的每一站行程：他去哪里办商演，批量投诉和举报电话就同步递送到当地文旅部门和主办方，统一口径指控朱之文是"劣迹艺人"。

10月17日，朱之文接受媒体采访时证实，最近已有十余场签约商演接连取消。有的活动合同签了、定金付了、宣传做了，最后不得不叫停。其中一次，他已经登上去外地的高铁，途中接到主办方取消通知。

如果朱之文真有问题，被举报倒也罢了。关键是，没有任何部门正式认定他属于劣迹艺人，文旅部门核查后也认为演出没有问题，所有商演备案手续齐全合规。

朱之文认为，这些举报者是嫉妒心使然，见不得他正常演出赚钱。

嫉妒心肯定有，但绝不仅仅是嫉妒那么简单。

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无凭无据的举报总能奏效？为什么主办方一个个噤若寒蝉，不敢扛、不愿扛？

一部分答案在主办方的避险心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更深一层在于：恶意举报的代价太低，而核实的门槛太松。只要口径统一、数量够大，就足以让一个合规艺人的饭碗端不稳。

这里必须把话说清楚：举报是公民的权利，谁也不能剥夺。真正的问题不在举报本身，而在捏造事实、恶意构陷。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恰恰会让真正需要监督的人和事，失去被听见的机会。

类似的事不止一起。

2023年10月，大张伟"大好时光"北京站演唱会。据现场观众称，他在互动环节清唱了未报批的曲目。官方处罚信息显示，主办方因"演出节目变更未重新报批"被罚款五万元。

今年10月3日，哈尔滨先锋音浪群星演唱会上，有观众提出上台互动合唱，王心凌只能无奈婉拒："这台上都得报批的，你没报批，不能上来。"

连观众上台合唱这种轻松互动都要报批，舞台的束缚可见一斑。在这样谨小慎微、动辄得咎的氛围里，文艺创作的空间难免被压缩。

再往深看一层：恶意举报者之所以能兴风作浪，靠的正是放大每一个正常管理环节的刚性。规则越细密，执行越机械，留给恶意构陷钻的空子就越多。

所以治理的方向，不是取消监督和规则，而是两头用力：一头给捏造事实、恶意举报划出清晰的法律红线，让始作俑者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一头建立举报的快速核实机制，别让无凭无据的指控，直接压垮一场合规的演出。

监督是好事，但监督不能异化为整人的工具。那些动不动就以举报相威胁、靠批量投诉吃饭的人，不能总是零成本得手。

否则，劣币驱逐良币，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会被一点点消耗光。

-完-

笔不阿贵，文不奉承